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在参加“慧眼中国环球论坛2013年会”时对新华网记者分析了新加坡新一代移民潮的特点，解释了中国人的“企业精神”在初期移民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新加坡企业到中国投资需要注意的问题等。　　

记者：与之前相比，现在的移民政策给人感觉是更加的紧了，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延续下去吗？或说新加坡未来在需要未来人才方面有怎样的一个调剂？ 　　

王赓武：我相信新加坡就是需要外来人才的，新加坡地方那么小，人是不够的，新加坡抱负也很大，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国际活动，各种活动都要参加，由于你要成为一个国际城市的话，你不能不去参加这许多东西，你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是人不够。你不但是对外对内的一些普通的东西，你如果说是对最高层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学术发展，跟各方面的发展都要跟得上的话，你要有人才。　　

所以像科技方面，新加坡吸引了不少人才，由于他要做，你自己的人不够，你自己的大学也就么多人而已，学生也就这么多而已，你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你不能等30年再培养一批人，他人能够给你做的，你当时需要他们一定要欢迎他们来，这是很自然的。　　

所以问题不在别的，就是在政府方面也好、人民方面也好，在人民之间沟通的这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　　

记者：我们发现中国目前的移民潮有低龄化偏向，愈来愈多的青少年现在开始走出国门，在国外上小学、中学，对他们的这个选择您是持什么样的态度的？　　

王赓武：这个是很新的发展，我们历来没有过的，从前不管中国也好还是哪一国家也好，没有说是小学、中学就出国的，现在很普通，不但是中国，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不但是到新加坡来，各国都有，现在中国学生到全球各国都有，不少到欧洲、美洲、澳大利亚，我想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将来如何还很难说，由于这是新的东西，我们没有历史经验，历来没有过的。　　

其实初期的话也是新的经验，就是知识分子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出国的也是一个新的经验，从前中国出来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教育的，他逼得不得已出去的，穷苦得不得了，而且教育的水平非常低的，有些根本不识字的出来，辛苦得不得了，很有耐心，很能够应付，都成家立业的做得很好，不过这是非常辛苦的。　　

现在你看这几十年来，大学毕业生出来的多么多，出来了很多很多，但是这是很新的东西，中国用时两千年来知识分子出国的有没有？没有说离开的，所以这是很大的变化，到底将来影响如何还不清楚，言之过早，我还要看，影响到中国什么样，中国怎样影响他们，而且他们带出去的会不会影响到别的国家将来文化的发展，这都有可能。　　

记者：那接着您刚才的话，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那么他们带出去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您能谈谈吗？　　

王赓武：新加坡特殊一点，75%都是华裔，所以影响还是蛮明显的，其他的地方都不一定了，其他的地方华人人数很少的话影响不会太大。但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与中国到底文化方面还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影响更容易看得出来，而且很明显的有影响。这个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做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很特殊的，这两个地方的普通的华裔的子弟们他们要学的话不难嘛。　　

记者：对，同根同族。您作为海外华人问题的专家，您觉得海外华人保存下来的哪些中国传统价值观是您最欣赏的？　　

王赓武：企业精神是相当可观的，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基本上看不起商人，中国传统社会里面仕大夫在上面，工商界在下面，但是出来以后不同。最穷苦的人出来以后，至少他在企业方面，在做生意方面，商界方面他有希望，而且他们很努力地去创造，而且他们建立了很多非常之成功的企业，这是几百年的历史，不停地如此，可见中国人的企业精神是非常强的，在中国那种传统社会里面，不能够发挥至少不能够自然地发挥，必须得出去以后，在另外一种社会，没有那种看不起商人的社会里面他就有发挥的机会。　　

所以在过去，很多人出来以后企业做得很好的不敢回中国，由于回去不知道怎样办，中国会不会对他怎样样，由于商人的经验跟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有点矛盾，至少仕大夫阶级看不起他们，但是至少在国外没有这个问题，企业成功你就有你的社会地位，经济方面更不用说，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很多海外华人就愿意留下来，为何留那么多？主要的理由就是这一点，很成心思的，最成功的华人不回去、最不成功的也不回去，回不去，所以这两点是很成心思的。　　

最成功的话大多数不回去，由于他不晓得回去了以后怎样办，所以企业留在国外，子弟就留在国外重新地一代一代地希望建立好。这一点是很特殊的，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从唐代起就很明显地不停地降落，而且固然他们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基本的概念是如此，但是在外面就没有这类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