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贲

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大学为普通大学生提供“通识教育”（或称博雅教育，general education），着眼于自由人、全人的教育（即“人文教育”），而不是单纯的专业或技能知识传授，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我是很赞成的。

本人在美国大学从事人文教育（当然还教英语系的专业课程），已经20多年了，始终将此视为我教授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

在我任教的学校里，人文教育课程是所有学生都必须在头两年里修毕的，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不可能渊博、精深到哪里去。它不以培养“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目标，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或可能。美国其他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这是一门为所有的普通大学生设置的课程，学生们都有自己的专业，人文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增进思考、判断、与他人对话、协作的能力、了解人的价值与自身弱点、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是普通人而不是精英的教育。

教育的目标不能脱离具体的学生结构、受教育年限、可操作的课程设置、师资条件、知识性质和活动范围，人文教育也是如此。

人文教育课上的知识不是专门的学科知识（subject knowledge），而是普通知识。

我所任教的大学为全体学生提供人文教育，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以后也会从事各自的专门职业，学校不会以成为“无专业精英”来为他们设定人生目标。

学生们的专业有文、理之别，但是，人文教育的6门课程（经典阅读4门和写作2门）是每个学生必修的。

此外，每个学生还必须修满8门“通识教育”的课程。其中：

我本人在英语系有时开一门“文学阅读”，就是一门英语专业学生必修和其他专业学生都可以选修的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的目的是拓宽学生们的知识面，它的课程有专门的“领域知识”（subject knowledge），由专业老师来传授。例如，数学是数学课的领域知识，必须由数学教授授课，对修这门课的英文专业学生（通识课）和数学专业学生（专业课）的专门知识要求是一样的。

与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不同，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经典阅读和写作）没有专门的领域知识，而是有自己的三个主要特点：

就体现这些特点的人文思想讨论而言，经典阅读比写作更能体现人文教育的特色。

经典阅读的任课教授来自各个系科（都接受过上这门课的统一训练），完全不受各自专业背景的限制，充分体现了人文教育无知识边界的理念。

我们学校对经典阅读提出的具体人文教育目标是：

为学生提供会面和分享共同经验的论坛，以此培养一种真正的知识群体同伴关系（collegiality）——在来自所有系科教师的引导下对共同的文本进行阅读和讨论。参与者们与影响世界的文本之间形成协作性对话(collaborative dialogue)。

通过这种对话：

人文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人的心智解放和成长，美国威斯理安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Michael S. Roth）在《大学之外：人文教育为什么重要》(Beyond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 一书里特别强调这一人文教育的理念。

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院长克里斯托弗?内尔森（Christopher B. Nelson）在评论这本书时指出，“罗斯是在约翰?杜威（John Dewey）、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杰出思想家那里找到了对高等学校作用新观念的支持：高等教育必须超越‘大学校园’，显示自己是最高使命的教育——即为人的一生塑造完整人格。”

这个理念主要是在人文教育课程，而不是在一些通识教育的专业课程（如初级的数学、物理、外语）中被充分体现的。

当然，在一些人文专业课上，如程度较高的哲学、政治哲学、历史、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也会涉及多种人文问题，但因为有专门知识传授的任务，不可能把教学活动完全定位于人文思想讨论。

通识教育的目的仍然是补充学生专业知识之外的专门知识，人文教育则是基于独立思考、判断、价值认可、尊严意识的，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说理和对话能力的全面培养和提升。

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样的高等教育理念有了比从文艺复兴以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重要的意义。

人文教育需要与时俱进，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观念本身在发生变化，“学富五车”在巨大的知识信息面前也早已显得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了。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的知识理想是类似于“学富五车”的渊博学问。他们把积累知识当作知识的主要目的，至于积累的知识是否真实、可靠，则不是重点。因此，确实的和道听途说的知识往往混杂在一起。

如果一个人能把同一个意思以许多不同的变化方式说出来，那他就是一个知识丰富、学问渊博的人。伊拉斯谟的《论词语的丰富》就是一部这样的知识渊博之书。书的题目De Copia的意思是“丰饶”、“丰富”。丰富的知识是在阅读中获得的，阅读当然需要思考，但那是一种积累而不是批判意义上的思考。

文艺复兴时期，思考就是有目的地将可能有用的知识有条理地加以归类和收集，记在脑子里。阅读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精细、持久、有条理的思考教育。

《论词语的丰富》的最后一部分讲的是如何使用笔记本收集有用的知识材料，这成为文艺复兴时人文教育最广为采用的方法，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把阅读看成是对整个知识领域的探索，因此，每个有志于从事写作的人一生至少得把古典通读一遍，必须有了这样的知识准备才能开始写作。

把希腊和罗马文学拆散成为“笔记”，为的是使它化为许多便于记忆或在运用中可以重复的现成材料。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工程（令人想起钱钟书的《管锥篇》和他做学问的方法），而尤其令我们赞叹的是他们的记忆功夫。

记忆力好的人在知识上处于优势地位，就如同冷兵器时代气力大的人在战斗力上处于优势地位一样。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随着知识观的巨大变化，大部分以前被看作很特殊、很稀罕的知识已经变成了很普通也很容易得到的普通信息。21世纪，便捷的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亿万人信任的“人类知识总和”。

然而，今天的信息便捷是否就意味着学生更有知识呢？

网上的信息确实很多，信息是否就等于知识呢？

爱因斯坦说：“信息不是知识”，但他并不崇拜知识，他说，“关于 ‘是什么’的知识无法打开‘应该是什么’的大门”。

按照爱因斯坦的标准，今天学校里传授的大多是“不是知识的知识”（仅仅是“信息”），与以思考、理智、判断为特点的“智识”相去甚远。

例如，《独立宣言》里“美洲”和“自由”出现过多少次？你能完整地背诵几首诗、记住多少重要的年代、知道多少名著里的人物、知道多少问题的标准答案、会演算怎样的数学题、记住了多少英语单词或语法规则等等，这样的知识只不过是信息，算不上是有智识意义的知识。

英国哲学家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 Maxwell）写过好几本讨论大学知识的书，他提出，大学需要以提升“智慧”来代替单纯的“知识”积累。

智慧又可以叫做“智识”，是一种特别需要由价值和意义来导向的求知过程，其目的是认识处于物质宇宙中的“人类世界”，帮助学生探究并认识人类世界的丰富性、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

智识的导向可以帮助我们区分技能性的知识与体现人类价值的真正知识（智识）。例如，电脑传媒技术知识必须在道义价值的指引下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智识。是有智识和智慧的人创造发明了让人类能普遍受惠的互联网，而仅仅有技术知识的人却可能是在破坏它，他们从事的是在互联网上挖坑筑墙，或者欺诈、贩毒、卖淫的犯罪活动。

爱因斯坦说，“人类真正的智识表现为想象，而非知识”，他指的是造福人类而不坑害人类的想象。这样的想象离不开善良的意愿、积极的意义和好的价值观。

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智慧一直被视为一种“美德”，而非只是“能力”。智慧是人的一种“入世”而不是“避世”或“出世”的方式，这就是说，智慧是人类在生存世界里有价值导向，有问题意识的知识。

智慧对人类的孕育和滋养使得它有了一种与母亲角色相联系的女性形象（persona）。希腊传统中“爱智慧”（哲学）来自一个女性的名字Sophia（索菲娅）。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是富饶的守护神，也是智慧女神。在罗马人哪里，密涅瓦（Minerva）或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a）是智慧的化身，是从大神丘比特的脑袋里生出来的。她把造福人类的纺织、缝纫、制陶、园艺等技艺带到人间，她的象征是在黑夜里能克服黑暗看到前方的猫头鹰。

智慧是一种良善、光明的能力，违背良善和光明的能力再强，人们也不把它称为智慧。无数的历史事例告诉我们，能力很强的人可能因为错误的价值观而变得非常邪恶。

互联网时代的学生们最需要学习的是有积极价值导向和批判问题意识的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取一种被叫做“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唾手可及的现成信息。

以培养这种能力为宗旨的人文教育，因此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专业教育可以告诉学生“是什么”和“怎么做”，而人文教育则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和“为什么”？唯有如此，学习才能从“求知识”提升到更有意义和更高一层的“求智识”。